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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山的颜色简笔画_大山的颜色散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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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

  那个夜晚,当我沿着山路,独自走向那一所孤零零的学校时,我忽然想了很多。

  山是静的,山腰上的小学,被大山环抱着,植物在夜风里晃动,山野间掠过一阵细碎的响声,大山仿佛在松散的夜晚深深地呼吸,万物都在萌动,山坡上的谷穗蹿出了谷苞,像生长中的香蕉的形状,远处的山坳里晃动着悠悠的灯火。我在夜色里凝望,想找到一个学校的诱惑之处,一个人坚守的理由——就在这所学校,一位老师坚守了40年。我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质疑。

  这个夏天,我先是一直在各个学校间游走,带着强烈的目的性,一直想寻找契合我写作留守儿童类型的题材,完成我在这一年深扎的任务。老实说,我之所以一直游走,因为没有找到真正触动我的故事,或者说接触的一些故事,没有真正撬动我的情感。现实和想象不成正比,不会像料想的那样简单,写作需要触动,我需要找到打开自己心灵闸门的钥匙。找不到,我宁可搁笔或者使之搁浅。

  也许在这个在大山深处的柳树岭,我可以如愿找到。

  这是我走进大山的第一个夜晚,山里的夜厚重而清晰,像一幅线条剔透的油画,有一种置身其所绘场景的感觉。借着月光,隐隐看见学校的门口站着一个人。我知道,这一定是我要采访的主人公闫乃富老师,来之前我们已经约好。我沿着一条羊场小道朝着学校和我要采访的主人公走过去,夜色里,闫老师打开了那副老式的校门,院子里空荡荡的,一边的墙根开着几朵花儿,白天再看到时我才知道是那种红色的大丽花。院子不大,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不过十几步远的距离。教室是一间大房子,20平方米左右,摆着三溜儿十几张课桌。后边的墙上是少先队章程,北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A4纸大小的课程表,黑板上用规范的楷书写着语文、算术、拼音和一首古诗

  整个学校就这一间教室,隔壁的一间屋子是他办公和生活的地方,那里有一张老式的桌子;一个简单的书架,上边摞着人们捐赠的部分图书;一张小床,被子规矩地叠着;还有一个电磁炉,他告诉我,是用来给孩子们烧水喝的。我们又回到教室,他让我猜,现在有多少学生。我看着课桌,算了算,加上我的想象,说,20个左右吧。

  他摇摇头,非常庄重地告诉我,只有6个学生了。那一刻,我的表情大概是惊愕的,来之前,介绍我来这里的记者朋友说,大概有十几个学生。他走上讲台,看着自己留在黑板上的内容,那些内容在黑板上形成三个阶梯的形状,问我,看这些内容,猜猜有几个年级?我摇摇头,他神色庄重地指着几张课桌说,这6个学生,分别是学前班两个,一年级两个,二年级两个。然后他一个个说着他们所在的村庄,他们的名字,咸桂园,咸桂婷,咸文华,咸文、咸孟瑶、咸尧宾他讲着怎样上课,三个年级,每堂课分成三段时间,前十分钟给这两个孩子讲课,中间十分钟给这两个孩子,后十分钟给另外的两个学生,剩下的就是做作业、辅导。我想象着上课的情形,我听说过复式班,今天才算真正见识了这样的学校,这样讲课的老师。这需要经验,体现上课的效果。我们站在院子里,月光洒下来,山里的月光格外皎洁,山太静,低处的风声都能听见,月光下的院子里有我们的影子。闫老师说,多年来他教的一直都是复式班,每天站的都是这一个讲台。他数着,2007年以后学生逐渐递减,从二十几个到十几个,2010年11个,2012-2014年9个,到现在的6个。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,每次学生的减少都会使他感到一种失落,而现在即使几个学生坐在教室里,他感觉面对的依然是一个班的学生。

  我请他预测2015年暑假再开学的状况,他说,如果没有新生,只会减少。他们都去了哪里?他说,都不愿守在山里了,去了山下或城里的学校,还有栓马的完小。栓马完小在几十里的山下,拴马村曾经是一个山区乡政府的所在地,几年前山区乡合并,拴马乡撤销,当年乡政府的所在地留下了一个空旷的院子。

  我要回到那个农家旅馆了,他要送我,我指着唯一的山路说,放心吧,能摸回去。分别前,闫老师说,再过两年他也该退休了。

  二

  我在山里住了下来。农家旅馆是新建的,平常几乎没有客人,用房东的话说,他们是在建房子时多建了几间房,等待着将来的开发。旅馆里现在只住了我一个人,我每天和他们一起吃饭,一起聊天,之后我到学校里去。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,可山区的夜晚是凉爽的,我在晚上静下来读我带来的几本书,整理我对闫老师的采访。

  闫老师是整个山区年龄最大的老师,谈到闫老师退休后谁来接替的问题时,听他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一天,中心校校长带着一个刚分到山区的老师来到柳树岭。听完闫老师讲课,校长说,等闫老师退休后你就接替闫老师来柳树岭吧!也许只是随便一说或者试探,却使这个年轻教师一夜未眠,在自己的寝室里掉泪。他连夜给校长发了短信,求亲戚和校长打招呼说情,说万万不要让他到柳树岭来。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大的真实和玄虚,但它传递出的信息是真实的,那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过这种一个老师、一个学校、几个学生的生活,单是一个人的孤独和寂寞就难以忍受。我在山区采访的过程中,狮豹头中心校的霍校长给我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。2013年秋季,新招聘的老师陆续报到,其中来自某城区的一个女孩儿被分配到山区条件相对较好,有几百学生的狮豹头中心校。那个女孩在学校待了一天就悄然离开了,从此再没回来,她离开岗位的理由是学校竟然没有可以坐便的卫生间,房间没有可以冲澡的淋浴。听完这个故事,在场的几个人都沉默了,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计较生活的条件,而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似乎有些遥远。这也许是山区教师老龄化,青黄不接的原因之一,我也越发地尊重这些在山区坚守教学岗位的老师。

  闫老师指指院子里已成危房的几间老房子说,2006年以前这里还有几十个学生,甚至上百个,几个班。那时候他们每天面对的是几十个学生,每次下课,校园里充满了学生们欢快的笑声,也许这才是正常学校的情景。

  闫乃富老师和我谈起柳树岭学校的前身,它的演变,它的高峰阶段:柳树岭学校几乎和共和国同龄,早在1950年,这个山区乡的学校就成立了,尽管位于大山的深处,也可能是那个时代交通很不方便,走出去困难,在山区建立学校的重要性更大。1976年左右柳树岭学校有了初中建制,就是那年,17岁的他从当时的卫辉五中高中毕业,回到柳树岭学校成为一个年轻的山区民办老师,后来柳树岭学校还曾一度成立过高中班,那是柳树岭学校最兴旺的阶段,初高中200多人,初中3个班,高中两个班,小学5个班级。这些学生大都来自柳树岭和定沟两个行政村,两个行政村包括方圆几十里的12个自然村,归当时的栓马乡管辖。

  他几十年如一日,没有离开过柳树岭,没有离开过他钟情的山区教育。他的家就在离学校二三公里的东凹村,每天到学校要步行20多分钟。现在的东凹村,全村八户人家,他和一个本家兄弟住在一个用石头垒起的三合院子里。我去采访时,几次见到的都是他和他爱人,另外的那个屋子的人没有见过,院子里空荡荡的。不时掠过头顶的只有唧唧叫着的山鸟。他告诉我,他们都出去打工了,儿女们搬迁到平原乡村的一个地方,一年难得回来几回。而村里的八户人家,都是他的本家、亲属。

  他的叙述变得慢下来,声音似乎也显得低沉。1986年左右,柳树岭学校的初中和高中陆续撤销了。学生越来越少,学校变得越来越空旷,那种每天下课热热闹闹的声音,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稀落了,学生在进校门前的打闹似乎没有了,他和留在学校的老师感到隐隐的失落,像一个将军,却看不到自己的部队,那种欢庆吵闹的场面没有了。有时上课铃响了,他还站在教室外边,等待着学生过来,站到讲台上,数着台下的人头。好长时间他才从这种失落中适应过来。

  他不知道,或者不想预测,这样的状况还会继续,会更严重。他甚至为此感到痛苦、孤独和纠结。他曾经连续几个夜晚站在山路边,独坐在山石上,倾听着大山的低吟,辨别着大山的颜色;山还是老山,山鸟还是那样的叫声,山的颜色没有改变,山风还那样凉爽,大山依然静谧。可是,人却在逐渐地流失,一个学校竟然变得这样的空旷。究竟该怎样理解如此的现状,大山之外有着怎样的诱惑?他一遍一遍念叨着:大山、大山在日记上写着大山、大山写下自己的困惑和苦闷。这样的日子是慢慢熬过去的,他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也没有动摇过,也不能改变和动摇,山区学校必须有人坚守,也不是他一个人在坚守。他说得对,在我的采访中了解到,狮豹头乡12个学校,三分之一的学校都是几个学生。我去过另外几个学校,看到过同样的场景。只是在整个山区乡,柳树岭海拔最高,闫老师是这个山区乡年龄最大的老师。进山采访,使我对这个群体、对这样的坚守更加敬重。

  一个人的履历是简单的,而串在履历上的故事是繁复的,五味杂陈,也许这才叫经历。山里的村庄在不断变迁着,人的思想在与时俱进,这个原本封闭的大山,不再那么封闭,山村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大,代之而来的是本来居民很少的几个自然村几乎不存在了,火地凹村搬迁了,三塔沟村搬迁了,竖在三塔沟村的那座当年战火年代的炮楼更加孤独。这里没有开发,只有偶尔路过的游客来这里吸氧,不远处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景点——皮定均司令部,是当年抗战时期留下的一个临时指挥部的遗址,但多年没有维修,大门也时常锁着。

  1990年左右,柳树岭小学班也基本不全了;到2004年,柳树岭小学开始了真正的一个老师和一个学校的状况,那一年全校剩下的学生总共不到30个,包括开始招收的学前班的学生,生源就像不断搬迁的村落,越来越青黄不接。第一次,当他第一次独自一个人面对全校不足30名学生时,他真正体验了什么叫孤军作战,什么才叫孤独。他曾试图努力过,给他再留一个同事或派一个同事。可是,这些努力都因为当时教师的紧张和没有人愿意留下来而落空。

  现实是不可改变的。面对现实,他只有努力地适应。2006年,柳树岭小学只剩下了16个学生,真正的复式教学是从这一年开始。没有办法,根据山区教育的条件,他一个人,只能将16个学生合并到一个教室,往后的日子,他必须努力地在教学上探索。作为一个获得过多项荣誉的老教师,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决不能落伍,要对得起还留在这个学校的学生,对得起家长的信任。学生还在逐渐地减少,直到2014年的6个学生。阎老师告诉我们,剩下了十几个学生后,中心校和乡政府的领导来过几次,经过研究,曾经将十几个学生合并到几十里山路之外的栓马完小。然而,只经过了几个月,柳树岭小学在山民的要求下又恢复了。理由是,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,大雪把山路封住了,学生无法回家,家长也不敢贸然下山见自己的孩子,家长和学生只能在山的这头和那头相望。家长们不愿意这样,他们相信闫老师,就一起去找教办,去乡里找,去局里找,一次次,那样恳切。就这样,根据山里的状况和家长的要求,跟着学生调到栓马完小的闫老师又带着自己的学生回来了。

  一个人、一个学校的生活再次开始。

  三

  一个学校的履历其实也是一个人的履历。

  作为山区的留守老师,也是这个山区乡年龄最大的老师,他在这个学校已经守了40年。40年,就是一棵树也该长老了,生了白发。难以想象,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此坚守,他获得的那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。

  只有现实生活单纯化,才能留下更多的精神空间。这是闫老师的原话,也是他的肺腑之言。

  1992年,闫老师到卫辉市教师进修学校学习,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柳树岭,离开山区,离开学校,离开自己的学生,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年纪尚小的孩子。纵有万般不舍,然而那是进修学习,是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。妻子悄悄地给他打好了包裹,鼓励他,走吧,走了就好了。当时最大的孩子9岁,最小的才两岁。他真的不舍,放心不下妻子带着两个尚小的孩子在这闭塞的大山里生活,他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有不舍地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,他从心里憋出一句话是,入冬前他会回来,备好过冬的柴火。对于山里生活的亲人这也许是最好的承诺了。当我们夏天去山里避暑时,殊不知冬天的大山里却更加寒冷。一走几个月,这年入冬前他真的请假回来了,进了门他掂起劈柴的工具就去了山上,整整几天,他每天从山上背着柴火回来,一趟又一趟往家摞,摞够了足够一冬天烧饭取暖的柴火后,又回了学校。

  他指指身边的妻子,那两年多亏了她。那是一个朴素的山村女人,黧黑的面孔,瘦瘦小小的身材,刚从地里回来,手里掂着一把捎回来的山菜。

  当时还是一名民办教师的他,工资非常低,每月只有60块钱,要维持一个有着两个孩子,又有老人的家庭,那种拮据可以想象。为了生计,为了完成学业,在卫辉进修的两年里,每到周日他都到建筑工地上去找零工做,在工地上和灰,运砖,帮厨,一身灰一身泥,每天挣十块钱左右。而那两年因为要让别人代课,他微薄的60块钱也没有了,要转给代课的老师这是事实,也是当时的现状,当时的国情。闫老师顿住了,我看见了他眼中含着泪光,而身旁他的妻子在用毛巾擦拭着眼泪。我赶紧转了话题,仰头看看他们家熏黑的房顶,想象着冬天的火炉,靠墙根的炉子,再过几个月又要烧柴取暖了。我说,我到时候来体验你们的“暖气”哦。

  1996年,已有20年教龄的闫乃富,通过考试转正,成为一个有编制的教师,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算稍有好转。但孩子们上学,上有老人,开销依然入不敷出,连续近10年的每年暑假,闫老师都会到外地的建筑工地上打工,或许那些工头至今都不知道,闫老师在山村教学上的坚守,不知道当年那个打工的汉子,在山区坚守教学岗位40年,成为全市、全省的优秀教师,劳动模范。

  四

  我们终于要说到留守儿童了。闫老师说,其实这么多年,他所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,学生的父母大都是常年在外打工。好转的是近几年来,由于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,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再出去,成为现在所说的“单留守”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说“单留守”的说法,所谓的单留守,就是指父母双方有一方留在家里的家庭。我想起在狮豹头乡中心校采访时,霍校长说现在的学生80%以上都是留守儿童,单留守占一部分。说到他们正在建一个视频聊天的网上平台,让留守学生每隔一段时间能在视频上和家长见面,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聊天。这个平台,是对留守学生的安慰,听起来简单,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。

  闫老师的家里曾经连续几年住过4个留守儿童。

  说到那4个学生,闫老师的谈话顿了顿,他下意识地朝里屋的方向看去,好像时光又悄然地流淌回去,又看到了那4个调皮又听话的孩子。闫老师说,他们当年就住在里屋的两张床上,十几年了,他们都已经是大孩子了,现在有的上了高中,有的正上大学。那是2001年,开学前,4个孩子的家长分别找到了闫老师家,看着闫老师,说出他们的想法,想把孩子托付给闫老师,上学、生活都拜托了。闫老师有些犹豫,老实说,他起初是不想留宿孩子的,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,那是一种信任,更是一种责任,在生活上要面对很多琐碎,既做老师又做家长,要掌握好细节和分寸。那4个孩子大都是二、三年级,七八岁的年纪。可闫老师看他们恳求的眼神,又征求着妻子的意见,两个善良的人最后收下了4个孩子。然而这一收竟是几年,直到后来他们离开了柳树岭小学。

  闫老师向我数着4个孩子的名字,10年了,他记得那样清楚,璩鹏飞,璩胜华,孙文杰,璩明华。那4年,一个山区的普通家庭,一下子增加了4个人的生活,吃饭、穿衣,作业辅导,加上他们自己的两个孩子,那的确是一种不小的负担。闫老师每天要安全地把他们带到学校,安全地带回家,几年如一日,手拉着手,沿着几里地的山路,每次要上下那个千米长的陡坡。妻子要种地、劈柴,为他们做饭、洗衣,晚上照顾他们睡下,为他们盖好被子,冬天里为他们烧好取暖的柴火炉子。山路费鞋,那几年孩子们的鞋都是他妻子做的,每个孩子每年都要穿破几双鞋。那4年就那样过去了。几年里,常遇到孩子们发烧、感冒、拉肚的情况,他要跑几里地带他们去找另一个山村的医生看病,他趁下学的时间,背着孩子匆匆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那几个孩子每一次回山里还要到学校看看,到闫老师家里坐坐,和他们守在一起吃一顿“团圆饭”。说到这里,我看见闫老师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  五

  世界是宽阔的,这无关身居何处,而和心灵有关。

 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一个山区的学校,这样一个奇特的,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的学校,一个学校对山区留守儿童的意义。那些曾经离开了学校的学生又该怎样评价学校和老师。农家旅馆的房东大嫂,用一句简单又朴素的话说:“闫老师是个好人!”这个世界或许永远都会有这样简单的评判标准: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,或者“好人”和“孬人”。房东大嫂说,她的两个女儿都是闫老师的学生,说着她拨通了已高中毕业、在一家企业上班的大女儿的电话,利落地说,你们自己聊。我听到了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,我告诉她我来柳树岭的目的,为什么住在了她们家里,她滔滔不绝地和我聊起了闫老师,说闫老师是一个好老师,太苦了,一个人守着几个学生,一个学校。然后她说闫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她影响很大,她说她现在也爱好写作,经常在企业报纸上发表作品,多亏了闫老师对她作文的指导,奠定了她写作的基础。我说,你将来会有写学校生活、写闫老师的作品吗?她说,会,一定会的。

  她问我,闫老师挑水的故事你知道么?

  她讲述着,听得出她在电话那头很动情,她说,很多年了,闫老师每天都会从家里或泉水边,挑一担水到学校,供我们洗脸洗手,课间喝水。我们常常站在路边看闫老师悠悠地挑着水,从路上走来

  我看到了那副水桶。

  其实这个故事在我后来见到狮豹乡主抓教育的副乡长闫运丽时,她也再次给我讲起,那副水桶闫老师挑了十几年。那时候学校没有水窖,他想得很细,想着学生在学校需要的每一个细节,他去村外的一口泉水边接水,每天起得早早地,将接满的水再慢慢地往学校挑,担着水走将近两公里的路,他不敢走得快,怕水洒了,要掌握好水桶的高度,在从家往学校走的路上是拿捏着走的,他不愿意将一滴水白白地洒在路上。这副水桶搁下,是因为后来学校有了一口水窖,那口水窖的捐建者,也是听说了闫老师挑水的故事,目睹了他挑水的过程后,感动之余,出资帮柳树岭小学建起了一口窖。这是一个学校的故事,也是一个人的故事。

  山是寂静的,尤其夜晚的大山,唯其寂静才可以聆听。只要你愿意感觉,即使山里的石头也会发出细微的声响。

  那几天,我又几次悄然地走近柳树岭小学,看着那杆红旗在夜风中飘扬,谛听着大山在夜色中的沉静吟唱,听着每一棵草木在夜晚发出的生长的声音,一阵山风吹过,山羊的叫声从谁家传来我看着那一所几间房子的小学,想着它的未来,回想着学生走来回去,似乎看见闫老师站在路边等待着他的学生,从家长的手里牵过学生的手,走过那条不足两米宽的的羊肠小道;每天放学,站在山口将一个个孩子的手递到他们的母亲,他们爷爷奶奶的手里。每一天都这么重复着,反复着,不厌其烦,一个大山深处的学校生活就这样延续着,日复一日。

  我想到了闫老师的另一个故事:他的学生无论多少,都要正常地参加全县全乡的统一考试和统一测试,每年几次考试,每一次闫老师都要徒步几十里到栓马的完小将封闭的考卷取回,一去一回要4个小时,本来上午的考试,柳树岭小学只好延迟到下午,这似乎已经形成了特例,因为除了来往的奔波,还有严格的考试时间。我问他,剩下这几个学生也没有其他老师来监考,还是那么认真吗?他突然庄重起来,好像我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,伤害了他的尊严。他十分严肃地说,他绝不会有半点侥幸和对学生的不严格,那是对他教学的一种测验,证明他教学的质量。而每次考试,他所教学生的成绩都排在前列。

  他对我讲起他的学生下山,到另外学校学习的几个故事:一个学生跟着他的家长到新乡上学,入学时,那个学校的校长对学生的家长说,山里的教师教的成绩不会多好,让你的孩子留级吧!那个家长心里不服,因为他了解闫老师,为这句话感到不平。他对校长说,你能不能让孩子先跟着试读,不行的话再退下来。结果试读之后,那位校长对家长惭愧地说,我错了,犯了观念上的错误,你回去告诉那个老师,我对他很佩服,有时间我会去山上看他。那个学生的成绩一年后跃居到全班第一。那个校长没有食言,他真的去了柳树岭小学,看到了闫老师,拉着闫老师粗糙的手说,你是真正的好老师,我敬佩你几年过去了,他还常常和他的同事讲起闫老师,拉着新分配到学校的老师到柳树岭来,体验山村教师的生活。

 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。当然,现在闫老师不再跑几个小时翻山越岭去取考卷,山里的路比以前好多了,学校会送过来,他也会找山上的年轻人或某个家长骑三轮车带着他去栓马完小取卷。

  如今,闫老师已经获得了多项荣誉:河南省劳动模范、优秀教师,新乡市劳动模范、优秀教师,卫辉市优秀教师、道德模范等。他谈到两次拒绝去参加颁奖典礼,我能理解,一个在山区坚守几十年的老教师,他更喜欢的是默默无闻地工作,他不适应过度的喧嚣,这和他的性格是相融的。

  夏天和秋天,山是充满诗意的,青色的树,黛色的山,飞翔的小鸟,不受污染的蓝天,飘移的白云。一切都是正常的,满足的,而满足和胸怀有关,和热爱有关,那曾经日复一日挑着的一担水仅仅是一担水吗?那日复一日地在路口等着学生来,看着学生回,仅仅是一种习惯和职业吗?给他的那些荣誉,那些称号,其实可能是多余的,他不是为了这些虚妄的东西,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不是为了几个写着烫金字的红本。这是一个山区留守老师的道德操守,是一个留守老师秉持的价值观。他不讲回报,不讲高深的理论,他说,我要对得起还留在山里的每一个学生,要对他们负责,留在山里的孩子和家长更不容易,把孩子交给我,是把一颗心、一种信任给我,我没有任何理由懈怠。

  当我回到单位,回到我生活的城市,当我去外地参加笔会,当我在我的朋友圈讲起此事,讲起这样一所学校,这样一位老师,他们都是诧异的,常常惊讶地睁大眼睛,啊,还有这样的学校?那一刻我的心是疼的,很难受。是啊,世界那么大,我们的身边还有这样的地方,更重要的是还有这样一个坚守生活、坚守品格、热爱教育事业的人,还有一批像闫乃富这样的老师。我在狮豹头乡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,这样的情况真的不只是柳树岭,山区乡还有五六个这样的村,黄叶、雪白庄只不过柳树岭更特殊,闫老师年龄最大,坚守的时间更长。我只是还没有写到他们。

  我最初的写作带着几分完成任务的心态,一种完成创作的功利。在连续几次走进山区采访后,我感到惭愧,且这种惭愧与日俱增,也越来越感到深入生活的重要。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本身就在生活中,每天体验着生活,感受着生活,殊不知我们生活本身的局限,走出去,才知道有多少未知、多少窗口没有打开,多少人和事让我们感动,触动着我们的灵魂。我要继续采访,写闫老师,写山区的老师和教育,我有责任,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责任。我是由衷的。

  六

  再一次进山是2015年9月上旬。整个山区进入了秋熟的季节,山楂红了,秋梨甜了,玉米即将收割,秋高气爽,天空更加高远。我再一次住进那个农家旅馆,院子里堆满收割的谷穗,一家人都在忙碌,他们找来了一个打谷机,在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,一院子沉甸甸的谷穗全打完了,变成几堆黄金的谷子,院子里收拾得规规矩矩。那些金黄的谷子再去一个碾米的地方加工后就会变成黄澄澄的小米。山区的小米由于日晒时间长,温差大,熬出的粥格外香甜,旅馆的主人向我介绍,每年的小米是他们家一项最大的农业收入,接下来小米会陆续地卖到山下,被周末进山吸氧的城里游客买走。说话时,房东的手里始终捻着一把谷粒,谷粒金子一样在她的手窝里跳动,每一粒都镀上了干净的阳光。这就是乡村,一个山区乡村的忙碌、勤恳和喜悦。

  我见到了“月亮女孩”。

  当我再一次走近学校时,闫老师站在羊肠小道的那端,向我招手,喊着我的名字。我们已经很熟了,我答应着,向他挥手,他的身上加了一件外套,那种黑色的夹克衫,加上他黧黑的脸膛,在山坡上像一块山石。

  让我意外的是,相隔一个暑假,柳树岭小学竟然只剩下了这一个被称作“月亮女孩”的学生。看到空旷的教室时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,说不清楚的情绪。我看着那个女孩,明亮的大眼睛,小脸蛋圆圆的,她独自在座位上写着作业,字写得很好看,是那种有力道的楷体。她的面前放着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。这一次和我一起进山的是一位曾经做过英语老师的文友,他指着课本上的单词听她读音,听过后他说,女孩的读音非常准确。闫老师又让女孩背诵了《三字经》,而且将每句话的意思给我们讲解,女孩说着普通话,声音细细的,圆润好听,专注的神态非常可爱。

  女孩叫马雪林,之所以被称作“月亮女孩”,因为她从小就患一种先天性脊椎弯曲,走路弯腰,像一个月牙,所以有了“月亮女孩”这个善良的绰号。如果要更贴切,也许该称她为“月牙女孩”。

  马雪林9岁,上小学三年级。倘若要问闫老师对外人有啥请求,闫老师说,求人帮帮马雪林。为马雪林看病可能是他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求人。

  故事要从马雪林的病和电视台进山说起。

  脊椎弯曲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,如果不及时治疗,病人生活会越来越难,甚至可能少年夭折。闫老师的话让我害怕,但他的言语里透出的是一种心疼,一种爱怜。马雪林的病是她的父母在孩子几个月后发现的,他们翻山越岭,去卫辉去新乡的医院里看,最后确诊为脊椎弯曲变形,当时医院就告诉他们,如果想要孩子康复,需要做大的手术,且不止一次,手术费很高,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承受。他们当时就懵了。这对于一个山区家庭无疑是巨大的灾难,他们靠种一点地,靠采一点药材,靠一个男人出去打工,攒够手术费用,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为小雪林手术的事情一直拖延着,或者说他们不相信会像医生说的那样严重。7岁,小雪林上学了,就在几公里山路外的柳树岭小学,从那时候起,小雪林的父亲在外打工,小雪林的母亲开始了漫长的每天接送孩子的过程,他们居住的匣水村离柳树岭有将近4公里的山路,全是崎岖的羊肠小道,每一次单程要走50分钟左右,这还是走惯了山路的速度,否则要一个小时以上。小雪林的母亲每天早上将孩子背在肩上,送到学校,自己再回去侍候八十多岁的老娘,中午如果不接小雪林回去,要再往学校送饭,傍晚过来再将孩子背到家里。

 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。一个山里的母亲就这样每天背着自己的孩子,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每年多少趟,是可以数得过来的,一年一年,那数字是惊人的,不敢细算。

  为马雪林看病是一个机遇。2014年秋季,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一个记者进山,当她听说这里有一所几个学生的学校时,她好奇地走进了柳树岭小学,就是这次意外的采访为马雪林的治疗带来了机遇。采访结束,记者临走时好像意犹未尽,问了一句:“闫老师,你有什么需要帮助吗?”

  闫老师就是这时候道出了他的想法,他拉住了马雪林,向记者王梅茹介绍着雪林的病情,恳求道,你们能帮帮这个女孩吗?你们能帮助她治病,是我最大的请求。闫老师的手要颤抖了,两年来他每天看着小雪林趔着身子,一次次心疼,看着她的母亲每天背来背去,感觉着这一对母女太难。他一字一句,诚恳地对记者说出了从教近40年来唯一的请求,求一个也许神通广大的记者。那一刻,闫老师的目光里含着泪花,他的手始终攥着小雪林的手,仿佛怕小雪林随时会跌倒,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也许就是那一刻,一个老教师的怜悯打动了一个进山的记者。她不敢拒绝,也没有把握,她只有认真而虔诚地面对着一个恳求她的山村教师,一个趔着身子的清纯可爱的女孩认真说:“我试试吧,我一定努力!我回去给台里领导,台里的同行说说。”

  他简直要给记者鞠躬了。记者的车走远了,他还紧紧地拉着小雪林,望着山路,望着大山。他等待着,他们等待着,大山等待着。他在日记上记下了那一天,记下了记者的名字,他数着日子,数着希望,数着期盼。

  记者竟然真的又来到了柳树岭,和记者一同来的还有她的同事,更重要的是台长也过来了。那同样是一个秋天,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的秋天,一个成熟的秋天。闫老师看到了希望。这一次他们在山里住了下来,他们去了女孩家所在的匣水村,沿着崎岖的山路,看到了一个山村家庭的状况。他们再一次被打动,被山里的生活感动,那朴素的生活,一个山里孩子的期盼和无望,搅动着他们的良知,他们没有更多的语言,只是轮流着抱抱小雪林,再抱一抱小雪林。何必要用那些语言呢,行动才是最好的证明,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具说服力的证据,他们都是有着善良灵魂的人,知道什么才是苦难和无助,谁是最应该帮助的人,知道了往下该怎么做!善举往往在一瞬间产生,但要做成却需要一次次的机缘。他们又回到学校,再一次看见了他求助的目光,这个将近六旬的老师,让他们五味杂陈。没有表态,他们只是紧紧地握着闫老师的手。

  闫老师又开始了一次等待。马雪林母女又开始了一次等待。大山又开始了一次等待。学校的一草一木又开始了一次等待。有时候等待其实就是一种希望,一种生机。

  或许小小的马雪林感受不到,她还不懂自己的病情,不懂一个老师的期待,一个母亲的期待,不懂人在等待中的煎熬。来了,他们再一次进山了,这预示着努力和希望。看到那辆采访车时,闫老师的心都要嘭嘭地跳出来了。是电视台的记者和领导再一次过来了,我们理解热心的媒体,但他们的本身并不具备捐助一个学生、一个病人的能力。捐助一个孩子,那需要一个过程,一个成功的策划。为马雪林他们煞费苦心。为此,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在几次采访中,研究策划成立了一个马雪林专用捐助基金,他们等待着社会的捐助,相信着社会的捐助,我们这个善良的民族历来有着帮人渡过难关、成人之美的传统。马雪林数次出现在电视上,那清纯可爱又无助的形象打动着观众,打动着越来越多的好心人。捐助慢慢地有了,捐助资金在一天一天地增多,马雪林在电视台的联系下被送到了郑州市骨科医院。然而,还要等待,因为手术费要50万元左右,那一笔一笔的爱心捐助需要一点一点累加。同时,郑州市骨科医院的手术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,他们为爱所感动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马雪林的母亲王黑妮将家里成熟的山楂让人捎到了郑州,她每天挑着两个装满山楂的袋子行走在郑州的大街小巷,有时也会守在一个超市的门口,那一点点卖山楂的钱,对马雪林的手术虽然杯水车薪,也多了一份希望。

  小雪林住到了第一个月,医院开始了牵引。

  又一个月后,马雪林动了手术。那需要一个人24小时守护在身边,马雪林的身上裹着厚厚的矫正器材,不敢动,不能动,吃饭、大小便都在床上,都必须在一个固定的位置,一点乱动,都可能影响治疗效果。那对马雪林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,这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啊。

  将近3个月后,他们回到了山里,回到了大山里的家。那已经是2014年的初冬,进入了小冬天的大山变得寒冷、萧条了,小雪林是裹着矫正器回来的,她要按照要求在床上继续固定地躺上半年。治疗期间好心人捐助了40多万,解决了手术费用问题,还欠医院的4万多块,医院最后免了。

  马雪林回到家里后,闫老师为马雪林的补课开始了。整整几个月,那课耽误不起啊。从马雪林回来,闫老师就开始为小雪林补课了,那段崎岖的山路闫老师每周都要走上几趟。每天,他要先送走另外几个学生,才能在夕阳中走在补课的路上,他的手里每次都带着一个手电筒,补完课天都黑了,山区的黄昏是沉寂和寒冷的,况且开始补课时已是冬天。每次补课,由于小雪林不能动,她的母亲将课本放在她的身上,在她能看到的地方。写作业时,他们为小雪林准备了一个硬板,由母亲擎着,在那块硬板支撑下,一点一点地完成作业。半年多,闫老师就这样一趟趟走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,从冬天到春天,再到夏天。他耐心地给小雪林讲着她落下的课程,看着小雪林在床上写好的作业,期间的几次考试,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严格,将考卷送到小雪林床头,而每次马雪林的成绩都是优秀。

  2015年暑假后,马雪林回到了学校,让马雪林没有想到的是学校只剩了她一个人。第一次站在教室,她四处瞅着,眼神里透着失落和孤独。当闫老师告诉她,同学们都离开了这个学校时,马雪林有些疑惑地看着闫老师,稚嫩又认真地问:“闫老师,我一个人,你还教吗?”“教!教!学校还在,我还教你,我一直教你,直到你上初中。”

  对于一个人的学校,我曾疑惑地咨询过校长,咨询过闫老师,咨询过狮豹头乡的主抓教育的副乡长,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,只要有学生在,就会让学校存在下去,国家规定,教育要全面覆盖,多少公里内必须保证有一个学校,况且柳树岭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学校。

  那天傍晚,我们决定陪她们母女回家,体验一次那一截几公里的山路。下午5点钟左右,马雪林的母亲王黑妮来到了学校,那是一个大个子的山村女人,长得壮实,说话直爽。出发前,闫老师递给我们一把手电筒,怕我们回来时天黑,看不清山路。

  我走过很多山路,上过很多山,但这一段上上下下的山,我永生不会忘记,触动我的灵魂。离开学校大概十几分钟,就走到了那条狭隘的山路上。山路越来越窄,路边的野草显得更野,后来简直就是在石缝里走路。转过一个山腰又一个山腰,上到一个山坡上又往下走,数不清那狭窄崎岖的路上共有多少级台阶,马雪林伏在母亲的背上,不时地回头看我们一眼。轻易不走山路的我们气喘吁吁,汗水湿透了衣背,而她们母女却每天都要在这样的路上走上几遭,我们几次想停下来歇息一下,可看着雪林的母亲背着女儿不停地走着,不好意思停下,只好紧撵着,喘息着。这样的路她们母女也许还要走上几年,如果走到马雪林上初中为止,还有3年的时间,那又是怎样的一段路程,加在一起是多少公里?终于走到了她们所在的匣水村,看到了分散的几户房屋,王黑妮告诉我们,现在匣水村常住的只有6口人:她们母女,王黑妮82岁的老母亲,两个堂嫂,一个因行动不便没有外出打工的堂兄。我们见到了王黑妮80多岁的母亲,她刚生过一场大病,恹恹地坐在门口,耳朵有些背,和她说话时,她听不清楚,和我们挥挥手,算打招呼。我们看到了小雪林养病的床,补课的地方,在床上写字的一个小木板。她们家门前就是一座大山和一个峡谷。王黑妮说,她每天送走小雪林,要赶回来照顾母亲,还要去几里之外的一个山泉那儿提水,然后是抽出时间到山上采集一些药材,这两年山旱,药材越来越难采到,一年也卖不了几个钱。

  为了赶路,我们赶紧回返。回去的路更陡,一路的上坡,只走了一段就汗流浃背。走到一个岔口时,记不清到底该走哪一个路口了。我们正迷惘时,身后传来了喊声,那声音像站在一个高坡上,原来是王黑妮,她一直暗暗地送着我们,可能就是怕我们在这儿走迷了。她大喊着,错了,走另一个岔口。我们好感动,多么淳朴细心的女人。我们走到那个路口后,向她挥手,在大山里喊着和她告别,我们彼此的喊声在大山里回荡。那天手电筒没有用上,我们在天黑前赶到了通往学校的那条大路,在我们走出大山的路口时,看见了闫老师,原来他也不放心,在路口等着我们。

  第二天早上,我们及早赶到了学校,站在路口等她们母女,将近八点,我们看到了王黑妮背着马雪林的身影。那天上午,马雪林跟着闫老师上课,我们和王黑妮聊天,聊到了她们的生活,马雪林每年的复查。最困难的是几年后还要有一次这样大的手术,这样马雪林的病情才能继续好转,或者彻底地治愈。而几年后的手术费没有任何着落,不知道会不会再遇到好心人后来我们聊起他们的一日三餐,王黑妮说到了马雪林昨天曾经说到想喝纯奶,那种她在郑州时好心人给她送过的纯奶,我说我去买吧。她摇摇头说,方圆几十里根本买不到,没有人在这里开这样一个小卖部,山里人少,赚不到钱。我几乎要掉下泪来,正好一个朋友要来接我下山,我给他打电话,拜托他一定捎两件纯奶过来。那天临走时,我把奶掂到了学校,和闫老师,和小雪林告别。走出学校,再回头,看见小雪林站在教室门口,娇嫩的小手还在挥着。

  再见了闫老师,我还会再来柳树岭,再来学校看你。再见了小雪林,祝你早日康复,多年后,希望在某个大学的校园里走着一个娉娉婷婷的山村姑娘。放心,你会好的,会有一个好的前程。

  我看见了大山,午后的大山是金色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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