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闻一多醉书的故事】闻一多醉书的故事
1921年辛酉级行将毕业时，闻一多因声援北京市各高校教师的索薪斗争参加了x考，受到推迟一年毕业的处分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闻一多醉书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【闻一多步行入滇】
1938年2月19日，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，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，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。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：大多数教师、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，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，乘火车入滇;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，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，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、南宁、镇南关进入越南，转乘火车入滇——这一路人数最多;而最艰苦的一路，便是由湖南出发，徒步行走到昆明的"湘黔滇旅行团"了。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，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。他们将跨越湘、黔、滇三省，翻过雪峰山、武陵山、苗岭、乌蒙山等崇山峻岭，步行3600里。
出发之前，每人发给军装一套，绑腿、草鞋各一双，油布伞一把，限带行李八公斤——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。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，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。闻一多、曾昭抡、李继侗、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。
初春阴雨绵绵，二百多名中国学子，脚踏草鞋，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。头几天还有人打伞，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，为了行走方便，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，不撑了。棉衣湿透了，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，第二天再穿。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，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、桃林间飘忽。学生们不由问道："闻先生，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《桃花源记》，是不是就是这里?"闻一多莞尔一笑："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，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。不过，在陶渊明时代，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;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，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!"在这二百多人的行x队伍中，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——他不穿军装，不穿短袄，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。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，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。
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。他的经历，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，是很有代表性的。"五四"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x袖之一，1922年赴美国留学，回国后成了著名的"新月诗人"和大学教授。这次参加旅行团，是他自己要求的。有学生问他："闻先生，像您这样的大教授，怎么放着火车、轮船不坐，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?"闻一多笑笑说："火车我坐过了，轮船我也坐过了。但对于中国的认识，其实很肤浅。今天，我要用我的脚板，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。国难当头，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，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!"
【闻一多刻印章】
上世纪40年代，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，薪水不足以养家，妻子多病，家里孩子多，生活难以维持。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。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“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”的罪名开除。朋友出主意：刻印章。 于是，昆明市的市面上，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“润例”。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。情急之下，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，打算去设摊。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，就被人劝了回来。可是不摆摊，一家人怎么生活?最后，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、沈从文等11名教授，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，让他在家里“设点”代人刻印。 广告定了“金石润例”之条例：“石章1200元，牙章每字3000元，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，过大过小加倍。”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，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，生意便源源而来。两年多，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。久而久之，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，眼睛也花了。闻一多便自我解嘲：“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。再苦也得刻呀!”
【闻一多醉书】
闻一多读书成瘾，一看就“醉”，就在他结婚的那天，洞房里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，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，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。急得大家东寻西找，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。他仍穿着旧袍，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。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，一看就要“醉”。
闻一多的故事：
憧憬浪漫爱情，却接受了包办婚姻(1)
被称为“热情如火”的诗人闻一多，不但写了许多激昂的爱国诗，也写过不少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诗。例如在原名《爱的风波》后改名《风波》一诗中，诗人描写 “烧的这样狂”的爱情使人惊喜，又因怕把她失去而“放声大哭”;又如，在《幻中的邂逅》一诗中，把爱情描写成为“仿佛一簇白云，蒙蒙漠漠，拥`一只素氅朱冠的仙鹤”，“在月光里浸着”的“娉婷的模样”，把诗人扰得“辗转空床，通夜无睡”。在《贡臣》一诗中，诗人把爱情比喻为“我的王”，甘愿作她的“贡臣”，为她贡献一切。诗人“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胀”，但是，“老等，等不到你的潮头!”
在散文中，闻一多对女性、对爱情的歌颂就更加直率和坦露。1921年5月，闻一多在《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女性是诗人的理想，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”，“若是没有女人，一大半的诗——大半最宝贵的诗，不会产生了”。他还说：“严格说来，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，是最热烈的情感，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。”这些都说明青年闻一多对女人和爱情充满着浪漫的渴望和憧憬。
但是，现实生活却强迫闻一多接受父母之命，和一个没有“恋爱的情感”的女子结婚!
1921年底，一封封催他回家结婚的信从家乡湖北浠水县寄到清华园，使闻一多陷入极端的苦恼之中。
原来，将近十年以前，即1912年，十四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(清华大学前身)时，父母为他订了婚，对象名高孝贞，她1903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，和闻家还是远房姨表亲。闻一多考取清华后，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，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。亲上加亲，又是门当户对，闻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，便订下了娃娃亲。当时，闻一多埋头学习，并积极从事校内的各种文学艺术活动，对此事并无多大考虑。现在快毕业了，问题来了：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，学生毕业后可以公费贸学美国五年!父母怕他出国留学，就拴不住了;即便回来了，也是二十七八岁了，太大了，而且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，也不好交代。因此多次来信，催闻一多回去结婚。闻一多据理力争，无济于事，这对闻一多是个极大的打击。他在题为《十一年一月二日作》的诗中充分表现出这种痛苦的心情：“……你那被爱蜜饯了的肥心，人们讲，/本是为了滋养那些嬉笑的花儿的，如今却长满了愁苦底荆棘——/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，越缠越密。/……生活对你偏是那样地凶残;/你看!又是一个新年——好可怕的新年!/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;/你退既不能，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!”诗人甚至想到了死：“那也对啊!——死!你要来就快来，/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!……”“十一年”指的是民国十一年，即1922年，这年1月2日，可能是他被迫回家结婚的日子。他以这一天为题写诗，大概是让自己牢牢记住这痛苦的一天吧!
闻一多回故乡浠水结婚时，提出不祭祖、不行跪拜礼、不闹洞房等条件，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，所以同意。结婚那一天，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，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，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。当外面鼓乐齐鸣，鞭炮震天，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，却到处找不到新郎，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。大家七手八脚，连推带拉，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。闻一多的这种态度，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。
蜜月期间，他对新娘了很冷淡，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，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《律诗的研究》。他对结婚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，从老家回清华以后，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，痛说自己的不幸：“大家庭之外，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。我一想起，我便为之切齿发指!我不肯结婚，逼迫我结婚，不肯养子，逼迫我养子……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我将以诗为妻，以画为子……家庭是一把铁链，捆着我的手，捆着我的脚，捆着我的喉咙，还捆着我的脑筋;我不把他摆脱了，撞碎了，我将永远没有自由，永远没有生命!……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，我这一生完了。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!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?活一天算一天罢了!……”
应该指出，闻一多虽然对婚姻极端不满，但仍然对妻子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。蜜月过后，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，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，专门写信给父母，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。信中说：“我此次归娶，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。我自揣此举，诚为一大牺牲。然为我大人牺牲，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。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，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!大人爱子心切，当不藐视此请也。……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，我敢冒不孝之名，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。”
闻一多一向很尊重父母，讲话很注意分寸、礼节，但这封信言辞相当激烈、尖锐，足见他对高孝贞读书问题十分重视。在他的恳求下，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。1922年夏，闻一多赴美后，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，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，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，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、有本事的人。在一封家信中，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，说明“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、大本事，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。女人并不弱似男人。外国女人是这样，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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